江汉平原民歌《小女婿》的美学特色
徐波（长江大学艺术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0）
中国民间歌谣中有大量反映小女婿婚俗的作品，小女婿现象出现在民间口头话语
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江汉平原民歌《小女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具有形象美、生态美、形式美和人性美等方面的美学特色，意在揭露惨无人道
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表达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对婚姻自由和
生活幸福的美好憧憬，作品凸显了江汉平原民歌独具一格的话语品格。
民歌；江汉平原；《小女婿》；美学特色
江汉平原是灿烂的楚文化的发祥地，自先秦以来，在“南风”、“楚声”、骚体
诗歌的影响下，造就了该地域民歌生动的情感、丰富的类别和瑰丽的色彩。深受
人民群众喜爱的湖北天门民歌《小女婿》，就是江汉平原现存四千多首作品中流
传很广的一首代表性田歌。
这首田歌共有五个乐段：
鸦雀子珈几珈(呀呃)/老鸹哇几哇(呀呃)/别人的女婿（啊）多么子大/（我的妈妈
子舍）/我的女婿一嘀嘎（也呃）。
说起他一嘀嘎(呀呃)/他心事多么大(呀呃)/我与那别人说闲话(呀)/（我的妈妈子
舍）/他横睛鼓眼煞（也呃）。
隔壁的王大妈(呀呃)/跑来劝奴家(呀呃)/ “他一年小来两年大(呀)/（我的妈妈
子舍）/好拐都不说他(呀呃)。”
站在（那）踏板上(呀呃)/没有（那）两尺长(啊呃)/我把他推出去喂豺狼（啊）
/（我的妈妈子舍）/他吓得像鬼汪(啊呃)。
睡到（那）鸡子叫(啊呃)/他扯起了一泡尿(啊呃)/把我的花卧单屙湿了（啊）/（
我的妈妈子舍）/是他妈的急着宝(啊呃)。
田歌是江汉平原民歌中现存数量最多的一种体裁，是农民在田间生产劳动时唱的
歌，用以调剂精神，消除疲劳，鼓舞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它的语言生动质
朴，演唱形式有领有和，感情表达直截了当，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田
歌的曲调千姿百态，既有山歌的抒情性，又有小调的优美性，还有民谣的叙事性
，体现了浓郁的平原地域风格，是荆楚人民劳动艺术化的浪漫主义民族性格的力
证。
女婿也作女壻,《辞源》中解释为女儿的丈夫，是旧时江汉平原女子对自己丈夫的
称谓之一，“小女婿”在作品中就是“小丈夫”之意。就《小女婿》歌词反映的
内容来看，它是属于农村婚姻题材的作品。作品通过模拟一位青春韶华的农村少
妇回娘家向母亲痛诉婚姻的不幸，以诙谐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一个年幼懵懂“小
女婿”滑稽可笑的形象，以“含泪的笑”的方式控诉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
度对妇女的残害。全曲构思巧妙，声调高亢中饱含悲情，形式结构规整又不失即
兴风格，旋律婉转流畅，歌词风趣幽默、朗朗上口，乡风浓郁，亲切自然，不仅
在江汉平原地区广为流传，常唱不衰，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被几代歌唱家演
唱、传播，成为了中国民歌的一首代表性作品。
小女婿婚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经过历代王朝成为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一
个重要标志性婚姻模式。它不仅使女性的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而且受“多年的
媳妇熬成婆”思想左右，待到媳妇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养媳
或媳妇，形成扭曲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陋俗。在近代中国社会小女婿婚俗在民间非
常普遍，人们往往见惯不怪。美国当代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指出：“有些
事物因为太熟了，我们已经对它们失去了感觉。但是，艺术能够捕捉海的声音、
声调韵律、织物的纹理、人脸的轮廓、风景中光线的舞动，并把这些日常现象从
其存在的背景(backdrop)中骤然呈现出来，迫使它们成为思考的前景(foregroun
d)”。[1]（P12）
《小女婿》的美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它独具一格的民间话语品格和浓厚的人文精神
,它就是这样一首从其存在的日常现象背景中骤然呈现出来，迫使它成为人们思考
的前景的艺术作品，这也是它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1.形象美——漫画式的笔触，戏剧化的情节
《小女婿》的文学结构和内容充满了戏剧性，语言精炼生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
了一个活脱脱的封建小女婿形象。
歌词共分为五段，在内容上呈总分的形态。第一段的核心是画出了小女婿的生理
特征——形体与年龄“小”的总体轮廓，运用了模糊对比的手法，以人家女婿的
“大”衬托自己女婿的“嘀嘎”，程度副词“多么”和量词“一”的副词化，将
女主人公对婚姻的不满心态呈现在了两类听者——隐藏的“母亲”(以帮腔衬词的
形式出现)和劳动中的乡亲面前。
作品的戏剧性特点是通过展现紧凑而鲜明的矛盾冲突来完成的，在接下来的四个
段落中通过两个场景四个镜头化的语言展开了戏剧冲突，使歌曲获得了一种生动
的形态美，提升了作品的美学意义。
在第二个乐段中，通过白描化的手法，以三个动词“横”、“鼓（瞪眼之意）”
、“煞（sa,念去声，即斜着眼不满地看之意）”，形象地特写出了稚气小女婿成
人化的滑稽可笑的眼部表情，突出了小女婿的人“小”与封建思想“深重”的对
比，使小女婿形象在可爱可笑之中令人震惊，充分说明了封建思想在当时农村已
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
第三个乐段通过乡邻之间的一句劝慰之语：“他一年小来两年大，好拐都不说他
”，引出了另一个对小女婿现象司空见惯、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王大妈，使作品
中的三个身份不同的女性——妈妈(冷漠的家长)、王大妈(温情的环境)和“我”
(青年妇女的代表)在此相交，表明了封建婚姻对妇女的压迫不仅是共时性的，而
且也是历时性的，它不单单是男权社会的思想，进而已深入农村女性的心灵深处
。就这句俗语“一年小来两年大”而言，它一方面仿佛给青春韶华的少妇以希望
,使人忽略当下的痛苦,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到缥缈不定的未来，另一方面使受压迫
者在现实环境中成为了卫道者，隐约可看见鲁迅《狂人日记》中“被人吃者”不
自觉地成为了“吃人者”的影像，使作品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意义凸现了出来。
第四个乐段和第五个乐段唱出了现实环境中“我”处于一种“含泪的笑”的生活
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江汉平原农村青年妇女乃至全体下层农村青年妇女所共有
的。第四个乐段中的“踏板”在江汉平原农村本是床前放置鞋的矮脚长几，属于
婚床的一部分，歌中通过部分代替整体的方式，成为了床的借代物，隐晦曲折地
写出了女主人公在夜晚的性苦闷，作品以“把他推出去喂豺狼，他吓得象鬼汪”
的游戏方式写出了女主人公对“性苦闷”和青春虚度不满情绪的排遣，以小女婿
“吓得象鬼汪”的可笑场景点出了家庭中正常男性主体的缺失，突出了小女婿式
婚姻的荒诞性与残忍性。第五个乐段通过描写“急着宝”小女婿撒尿的场景，以
农民的方式嘲笑了小女婿式的婚姻制度，在嘲笑中又充满自嘲的味道，表现了农
村青年妇女和劳动人民对小女婿式的婚姻的无奈态度。
作为一首民歌，作品不仅以漫画式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封建小女婿的生动形象，而
且呈现了三个妇女的不同形象，使作品显得血肉丰满；作品中五个乐段虽然起到
了起、承、转、合的戏剧化作用，但戏剧冲突在“合”的部分展现得并不完整，
这也是民歌美学即兴风格的重要表现，因为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可根据现实情况
按歌曲的音乐结构不断地即兴填词演唱下去。其实是解放后，这首作品的传唱者
们根据时代的变迁就曾经编创了一个革命性结尾（第六乐段）：我越想越有气，
妈妈与我拿主意，坚决与他打脱离（离婚），不嫁这小女婿。
2.生态美——自然化的声腔，生活化的语言。
《小女婿》起始段乐句是以模仿江汉平原两种常见的鸟叫声起兴，自然化的声腔
体现了天人合一，亲近自然，万物平等的思想。
在生活中，劳动人民对身边的各种鸟儿非常熟悉，江汉平原位于荆楚文化的核心
区域，凤鸟是楚人的图腾，其实凤的形象就是来源于早期的“鸟崇拜”，南方蛮
荒的自然生态环境、大江沼泽、鸟兽野林、风雨雷电、水火星云这些充满无穷生
命活力的自然意象，激活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在凤形象的创造中，楚人出于天
人合一的主观想象和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将花卉、植物与鸟的形象巧妙组合，创
造出独特动人的凤凰形象。“鸦雀子”是喜鹊的别称，在江汉平原的民俗中喜鹊
叫意味着喜事到，喜鹊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很受喜爱的鸟；老鸹（wa）是乌鸦
的别称，乌鸦是江汉平原的一种常见鸟类，因为它全身乌黑，叫声嘶哑难听，而
且常常成群结队地边飞边叫，所以从古时候起人们就认为乌鸦叫是不祥之兆。民
歌《小女婿》对鸟叫声的模写不仅在于对熟悉的生活与环境的自然反映，更在于
鸟是自由的象征，表明了女主人公强烈的倾诉意向，意在表明无论我的歌声是吉
祥的还是不祥之兆，我都有权力像鸟一样自由平等地歌唱。
“语言字调的高低升降影响着音乐旋律的高低升降，语言的句读影响着音乐的节
奏。语言所用的音影响着音乐上的音阶形式，语言的风格影响着音乐的风格，言
语结构与形态的差异、操作上的差异都会对音乐形态的创造有一定的影响。”[2
]（P391）在民歌的演唱中，楚声方言对于音乐色彩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江汉平
原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西南官话区，语言的发声部位，声调都直接影响着演唱的发
声法，其声调同时影响了民歌音阶结构的排列。
江汉平原方言、古调类与普通话声调的比较

据《湖北通志》记载:“楚国南郡之地……扬歌，郢中田歌也，其别为三声子，五
声子,一曰噍声，通谓之扬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数，音节极悲。”所谓噍声，即
鸟鸣声，比喻田歌象鸟鸣声一样悦耳动听。所谓音节极悲是由于自古“楚声”音
高而激、韵清而秀、调哀而伤，音乐上的基本风格是悲怨凄美，哀婉动人。这种
音、韵、腔、调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小女婿》女主人公悲凉的心态和凄婉的情绪
。
极其生活化的“活”的楚地俗语是这首作品在众多同题材民歌中引人注目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作品中，俗词俗语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乐句之中，比如：鸦雀子/架几
架（象声词，喜鹊的叫声）/老鸹（wa，去声）/哇几哇（象声词，乌鸦的叫声）
/一嘀（原本写为“小”去掉右边的捺画，非常小之意）嘎（原本写为“小”去掉
左边的撇画，非常小之意）/说闲话（特指与异性聊天）/横睛鼓眼煞(sa,念去声
，即斜眼看、瞥睨之意)/一年小来两年大(指孩子很快会长在)/冇得（没有）/吓
（he，阳平，）得像（qiang，阴平）鬼汪(叫)/扯起来（一种极突然而又迅速的
动作趋向）/花卧单（床单）/急着宝（鲁莽可笑的人）。这些词语非常生动和口
语化，乡风浓郁，楚韵悠然，目前依然在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据说毛泽东比较
欣赏这首天门民歌，他在谈到文艺要突出地方特色时说：“就比方这《小女婿》
里的'一滴嘎'就只能是'一滴嘎'，换成北京话'一点儿'，那就一点味都没有了。
”[3]（P164）
3.形式美——一领众和的原生态音乐表达形式
《淮南子》中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前呼后应、一领众和的演唱方式是中国民歌最早的演唱方式之一，它来源于集
体性的生产劳动，最能体现民歌原生态的实践本质。
《小女婿》是一首以[5 6 2]行腔的四句徵调式田歌。田歌是江汉平原一个历史悠
久、广泛流行，而且艺术性很高的民歌品种，它旋律优美，既可在田间演唱又可
在饭后茶余娱乐欣赏，甚至被民间艺人带到酒肆茶楼演唱，乃至冲出地域局限,流
传全国。田歌的盛行与地理条件有紧密的联系，江汉平原的农田一览无余，少有
丘陵，湖泊星罗棋布，河渠纵横交错，盛产水稻和棉花，号称“鱼米之乡”；由
于雨水充沛，种植和收获都是季节性很强的劳动，抢好天时直接关系到收成的好
坏，关系着民生大计，而长时间地从事一种单调而沉重的体力劳动，很容易产生
疲劳致使情绪低落而影响生产效率，这时清唱或打鼓唱歌就可以驱除疲劳，提高
工效，调剂劳动气氛；往往演唱者产生于劳动群体中，无论领唱、接唱或应和者
均不脱离生产，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歌唱人，在歌声中大家你追我赶，相互比着
干，劳动热情在歌声的带动下，被调动了起来。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插田歌
》中，对于田歌曾有生动的描写:“农妇白纺裙，农夫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
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江汉平原特
有的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形态，孕育并承传了田歌这种特有的艺术风格，这些田
歌经过上千年的传唱，依然充满活力，就因为它植根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之中。
在这种“一人唱，和者以百数”的艺术形式中，帮腔衬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小女婿》歌词共分为五段，每段由四个乐句组成，另外一个乐句“我的妈妈子舍
”，在每段中都以帮腔衬词的面貌出现，使之不仅具有结构上意义，而且该句中
的“妈妈”既代表着女主人公倾诉的对象，又代表着封建的家庭环境和父母之命
的社会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乐句，与每段的内容有着承上启下的联系，补充了
歌词的基本内容，丰富了音乐形象，深化歌曲主题思想，让帮腔和衬词具备了实
际意义。
在这首民歌中，帮腔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帮腔发生在每个乐句的第二小
节，并以语气词“耶呃”作为每句帮腔的尾声，体现出了作品的曲调细腻、感情
凄楚，那如泣如诉的伸腔衬词，把女主人公对婚姻无奈的那种神态和心情，刻画
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唱出了劳动人民对女主人公的同情。
4.人性美——坚忍不拔的性格，真挚仁爱的情感
在《四川山歌》中也有同类型民歌：
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朗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
十八女儿怪媒人，说的丈夫一叮叮，睡在半夜窝筏尿，打湿奴家半边身。
民歌中辛辣的嘲笑是严肃的抗议，但在那样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妇女的美好青春
被葬送了。
《小女婿》与上述同题材歌谣的最大不同之处还在于唱词中弥漫着真挚仁爱的情
感，体现了浓烈的人性美。作品并未描写女主人公的容貌，但我们能从作品中感
受到女主人公强烈的青春气息，女主人公唱出的是对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制度的
反抗，体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青年妇女悲哀多于快乐、反抗多于顺从的生
命意识。
首先是对母亲的怨而不伤的亲情美。面对帮腔唱词中无动于衷的“妈妈”，五段
体的歌词反复倾诉，对不幸婚姻的细节作了生动描摹，表现了女主人公坚韧不拔
的性格。作品中没有过激的言辞，符合温柔敦厚的传统伦理道德，虽然会使主人
公落下个不觉悟的嫌疑，但真实地反映了江汉平原底层劳动妇女的特性和风尚；
其次在于乡情美，作品对隔壁的王大妈的描写尽管只有短短四个乐句，但人物形
象却跃然纸上，通过一个“跑”字和一个“劝”字，使人们看到了江汉平原纯朴
友善的民风；第三是主人公对“小女婿”的怜爱之情使人顿生同情之意，主人公
的唱词中对“小女婿”的描摹虽然风趣但并不刻薄，从中可以窥测到主人公将可
恨的“爱情”转化为了对“小女婿”的怜爱亲情，以人性的态度对待非人性的命
运和社会制度，突出了封建社会农村底层女性的伟大人格。
民间口头话语中小女婿题材的大量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现实生活的
真实写照。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
：“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
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4]（P147）民歌对老百姓而言与其
（下转第87页）
（上接第79页）
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力量，一种支配与征服其他物类、控制自己命运、
表达自身情感的力量。
以江汉平原民歌《小女婿》为代表的众多民间口头话语正是起到了反抗当时社会
制度、批判正统伦理道德的作用，讴歌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理想，表达了处于社会
底层的劳动妇女对婚姻自由和生活幸福的美好憧憬。如今，以《小女婿》为代表
的各地民歌以它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美学风格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成为了我国文化
源远流长的重要表征，不断启迪着新的文化成长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发掘的
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2]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
[3]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徐波：（1970—）男，湖北潜江人，长江大学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文艺学硕士
。
研究方向：美学和艺术理论。

作者:佚名   文字大小:[大][中][小]